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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台湾地区，一味将投资契约视为私法契约，忽视政府参与公共建设、扩大投资、本身即具有公权力行使之现实，不论投资项目属基础设施行政或社会福利计划之给付行政，仍为公权力所及之范围，如一律以私法契约视之，将违反法之秩序与安定性。

我们同样看到，现代政治必然是一个民主政治，一个法治与宪政之政治，一个权利政治，一个公权力来自公民又服务于公民的政治。这个高级法背景是什么呢？ 就西方的精神谱系来说，显然就是基督教精神传统。

就严格含义来说，本文此前所使用的宪法只是一种借用，或者说，它们在当时并不被称之为宪法，尤其是在不同的宗教信仰那里，更没有宪法一词，但是，笔者为什么还是要笼统地将它们称之为宪法呢？ 在笔者看来，它们实质上起到了宪法的作用，即政治赋权与规范权力的作用，无论是古典的社稷国家，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无论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还是世俗的封建社会，只要有群，有把这个群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有赋予权力与规范权力的规则与制度，它们就是宪法性的。另一方面，人又是一个政治性的动物或社会性的动物，从一开始就是以参与社会或以某种社会共同体的组织方式而存在的，这种社会构成形态也就成为政教关系中的政治的维度。于是，新教只得又重新建立一种神权政治，强迫那些自由的个人信奉上帝，视信仰上帝为业，否则予以严惩，例如加尔文的宗教裁判所，其严酷程度不让于天主教的神权政治。但是，笔者在此要说的是另外一, 个方面，即一个摆脱了基督教会约束的个人，其心灵的信仰究竟能否依靠新教的因信称义就获得真正的安顿呢？这个问题才是我们考察现代宪法与宗教信仰之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这句话实质上包含两层含义，又称两个分句。

第一个是设立分句，指的是国家不得制定设立宗教的法律这一层意义，或者说，不得设立国教。在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的废墟上出现了基督教，基督教是一种完全迥异于传统国家社稷之宗教的崭新宗教，它不是以信奉祖先以及各种神灵为终极关怀的古典宗教，而是崇拜上帝，一个独一无二的超验的绝对的且充满奥秘的上帝，以追求彼岸世界的生活为目标，以通过救世主———耶稣的爱与受难为拯救方式的宗教。《监督法》第3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那么委员长会议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双重性质？它一方面是常委会的服务性机构，其日常工作是为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这一规定表明委员长会议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指导和协调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委员长会议与人大的专门委员会都具有服务性功能，其成员都是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都属于人大的内部机构，都对其所辖事务有一定的处理权，但二者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

如何为各专门委员会服务一般主要应由各专门委员会自己安排，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工作上是比较独立的，各自对本专门委员会负责，直接受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领导，但接受秘书处和秘书长的工作安排和协调。因此，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一样具有双重性质，但其双重性是不同的。

[10] 调查研究工作是保证常委会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调研应属于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主要应是专门委员会）而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工作范畴。由于委员长会议只处理重要的日常工作，因此其工作量相对较小，如后勤保障就明显不属于委员长会议处理权的范畴，研究、咨询服务一般也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至少不是或不应是自己直接研究、咨询，但可以对办事机构的研究、咨询进行领导，也可以对专门委员会的研究、咨询进行指导和协调。在这里存在着委员长会议和办事机构的分工。因此，在人大闭会期间以及常委会开会和闭会期间，委员长会议可以说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头（领导），各办事机构均应协助委员长会议做好人大和常委会会议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共同为人大和常委会行使权力提供各种帮助。

三是研究、咨询服务，包括调查研究、理论研究、咨询服务。[17]委员长会议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人大的民主议事性质，将其演变为了二政府，使人大正朝着行政集权化而不是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再次，委员长会议享有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唯一提名权（在大会闭会期间）。（二）有关议案方面的权力1、提出议案权。

公布法律草案应是一种常态，不公布是例外，因此不公布才需要特别授权，但不论公布还是不公布，此决定权都应属于常委会而不应属于委员长会议，因为这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其中发送报告的职能也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

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在工作性质上具有类似性，在工作范围上又有全局与局部之分，这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是、应当是指导关系，《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明确规定委员长会议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11] 常委会的服务机构主要有秘书处、办公厅、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等，办公厅下设秘书局、研究室、联络局、外事局、新闻局、信访局、人事局、离退休干部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另有培训中心、信息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人大杂志社、图书馆、会议中心和大会堂管理局为事业单位。

它是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能提出议案，审议议案，但无权独立行使权力，不可发布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它的日常工作也是为代表大会和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三）有关监督方面的权力1、委员长会议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有通过权。不仅如此，委员长会议的职权还延伸到对执法检查结果审议的介入，如《监督法》第26条第1款规定：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15]综上所述，我国《宪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长会议负责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表明委员长会议不是决策机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它只对权力机关的办事机构具有领导权。[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9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监督法》第3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在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决定调研后需要对有关调研作出安排，这种十分具体的工作又主要应是各办事机构的工作，委员长会议不必多插手。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2、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此外，《立法法》还赋予委员长会议有暂缓表决法律草案的提出权（《立法法》第38条规定：法律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终止法律草案审议的报告权（《立法法》第39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法律草案表决的提请权（《立法法》第40条规定：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解释草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44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对重新提出的法律案列入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50条规定：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等等，这些规定都超出了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它已经不是在处理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委员长会议领导下的办公厅、秘书处的权力应适当削减，专门委员长的办事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委员长会议的成员是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办事机构的成员是人大以外的成员（一般公务员）。

[15] 虽然《宪法》第68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常委会（而不是人大）的重要日常工作，但人大会议由常委会召集（《宪法》第61条），因此，委员长会议也可能、可以筹办人大的会议。委员长会议的服务对象是一会（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服务的对象是两会（人大会和常委会）。《监督法》第22条同样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负责选择若干重大问题（不是委员长会议选择），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但其第23条第1款又规定：常务委员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12] 笔者认为，为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民主法制建设，委员长会议的地位应适当淡化，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应有所加强。

这四十天之外的时间（除去节假日）无疑应属于平时，这期间的事务性工作就应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如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四、非基本法律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是逾越《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全面扩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中，涉及到委员长会议的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

在大会闭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如筹备大会的各种准备工作），也要服从委员长会议的领导（在大会开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应由大会主席团安排）。即委员长会议自己直接提出法律案，而不是对别人提出的法律案作出决定（决定其是否进入常委会审议程序）。

笔者认为这样解释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明显不妥。第31条规定：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

在1993年，香港、澳门代表团16位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当时《选举法》有关规定向常委会办公厅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在选举副委员长过程中也实行差额选举。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对专门委员会成员拥有提名权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它不应垄断提名权，不能是唯一有提名权的机构，因此应规定主席团（开会期间）、委员长会议（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30名委员以上联名，都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享有提名权。常委会自己制定的《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条显然赋予了委员长会议一项新职权——提出议案权。委员长会议的服务对象是常委会，办事机构服务的对象是四会（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会、专门委员会）。

注释:[1]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8页。提出法律草案显然已不属于日常工作。

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在常委会闭会期间、但不局限于常委会闭会期间，而是也包括其开会期间的日常工作。鉴于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和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影响极其重大，笔者认为，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包括不提请）已经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监督法》第11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14] 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92～493页。